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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孔子创造出"仁"的哲学，在政治、教育、伦理等日常生活作息与言行举止中，发挥人类的德性本能，建立人与人间适当的人际关系的观念;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应对，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义认定天与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显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资讯上对圣人有所帮助，而不能干涉圣人的德性事业。也摆脱掉时人以现世得失与情绪为主而有的对天的赞颂与咒怨的态度,而以理性的认知建立适当的天人关系，既重视其崇高性，更强调其道德性。

　　及其弟子所编的《孟子》一书，是在《论语》之后最生动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书中发挥"仁义礼知"的价值精神，强调国君"行仁政"的理想事业，他对人们自发的心性修养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人可以透过自己的觉悟，而找回内在本具的善性，即性善论。因此为善为恶全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心之中，即求放心的主体性自觉功夫。这样的理论传统一直在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中不断地受到发挥与扩充，中华民族成仁取义的精神即由孟子建立，而性善论的传统则影响中国大乘佛学准确地建立众生皆有佛性的命题。

　　荀子作《荀子》一书，书中倡导化性起伪的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必须经过圣王的教化与自身的学习，才能知道善恶。使行为合乎礼义。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荀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主张"虚壹而静"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经由训练而达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后为武帝献策，倡、独尊儒术之说，使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势占有正统地位。

    重要的思想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正是儒者反映时代心灵的特殊写照，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后，君权的绝对性已经使得所有的儒学理想非透过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实，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为了儒家价值之得以落实的关键要点，董仲舒一方面绝对化君权为君王是天之子故称天子，另方面则立即藉由天对天子的制约权而约束天子，藉由天神对天子的赏罚谴告之说以恐吓君王不得行暴政，从而约束君权，可为唯天可知。

　　两汉经学，汉以军事行动取得政权，初期对于黄老思想颇有心得，亦以之为治国原则，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汉政权合法性诠释根基，并以儒家经典作为汉家政策制定的依据，从而展开基于经典诠释的政策理念的知识建构，此即两汉经学，经学即为由儒学价值转化而出的公共政策之学，此亦儒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儒学在两汉之后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发展不彰，并非这一段期间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儒家的质素，而是这一段期间的儒学义理并没有重要的思想创造，中国知识份子的高级心灵的理论创造皆贯注在道家道教及理论中，儒学的复兴实意味着儒学理论建构的创新，这就要等到唐以后迄宋明时期的恢复了。

　　 韩愈，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导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学的思潮及社会风气中，独自振起儒学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导恢复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开启宋明时代新儒学思想发展的大方向。代表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学家，是韩愈的门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随韩愈复兴儒学、反对佛教思想的一员大将，其哲学思想的造诣更有过于韩愈处。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复性书〉,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善情恶"的人性论，认为只要加强道德修养，消除情欲的干扰，便可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为圣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对于《中庸》理论的提揭与发挥，对宋明儒学的理论方向之确立，有极大影响。

　　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世称"北宋五子"，他们宋明新儒学的开创者，恢复并发展了先秦以后近千年的中国儒学传统，使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与天人关系的思考，重新注入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

    他们的理论工作之开展，主要是在接受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挑战之后，从理论的高度上，而非感性的或情绪的角度上，重构出一套观念体系。

    用以回应道佛极高的抽象概念能力所建构出的极其广博高深的理论系统，使儒家哲学思想除了官方的提倡，以及长期以来在社会人心所造成的传统影响外，在理论效力的竞争上，回复其在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