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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
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一到井冈山，立即带领部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　年5月3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在这次讲话大约五个月之后，在1938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非常推崇的。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选集》第5　卷，第452页）.而对于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 ***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触景生情,书写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他解释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又讲到煮酒论英雄一节.说: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　年第11期第26　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名言，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章。”（《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陶鲁笳：《忆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笔者认为，在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两部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把它当作一部书来读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这是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晚年都读过多遍。这里，特向读者介绍一点笔者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大约从50年代后期开始，离开中南海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之一。1958年11月到武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时，就带了《三国志》等一大批图书.会议期间，他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还写了两段长长的批注。陶鲁笳在《忆同志教我们读书》一文中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1958　年11月20日上午，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本人，到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门座谈陈寿的《三国志》。35年之后，陶鲁笳回忆这次座谈会时还很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都以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在这次座谈会上，很有兴致地谈了他自己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和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看法。
　 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触景生情,书写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他解释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又讲到煮酒论英雄一节.说: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　年第11期第26　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名言，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章。”（《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1958年9月,去大江南北视察,张治中应邀陪同前往。途中,正在火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成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人民政协报》1987　年1　月6　日，余湛邦文。）关于读《吕蒙传》，还向罗瑞卿推荐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后罗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读了《吕蒙传》，他还请人将其译成白话文，供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以此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
　　据逄先知的记载，60年代，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这次,逄先知送给主席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这部《三国志集解》，线装本、字也比较大，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有两处批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15　年（公元210　年）12　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它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看的很仔细，差不多都作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很不赞成，他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在读了卢弼的这段注后，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颇有感慨的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据扫叶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弥”应为“祢”）衡。 ”此为近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本人的看法，所以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作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作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又一次称赞曹操。
　　晚年读《三国志集解》写了不少的批注，许多的篇章他都圈划得密密麻麻。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对《三国志》这部大作是很为喜爱的。
　　据笔者的记载，1973年，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楼名。该馆从清光绪末年即搜集南北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24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李锐说：“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国演义》就已经读得很熟了。对于这一点，1960年12月25日，在他67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的谈话中，在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还颇有感触地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他还很有兴趣地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演义》。据笔者所知，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去说明实际问题，这是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